来自各界的1042名杰出人士因对澳大利亚的显赫贡献今天澳大利亚日被授予澳大利亚各类勋章，包括国际土壤学家陈德立、雕塑艺术家李林迪和退休公务员彭广明。
大众方面，共有四人获得最高荣誉同伴勋章（AC），38人获得官佐勋章（AO），194位获得员佐勋章（AC），503位获得勋位勋章（OAM）。
军队方面，共计20人获颁官佐、员佐、勋位勋章，另有224项功勋奖和59项杰出和显赫勋章颁出。
还有49名澳大利亚人因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做出的贡献而受到表彰。
陈德立：致力于可持续粮食生产和环境保护
国际著名土壤学家、墨尔本大学终身教授陈德立因对可持续农业、澳中关系、慈善事业以及作为导师的杰出贡献获颁澳大利亚官佐勋章（AO）。
陈德立（Deli Chen）出生在中国江苏盐城农村，上中学时要步行五里路到学校。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引进化肥，陈德立对这种新肥料很感兴趣。
“因为化肥一撒进去，庄稼马上颜色就变了，产量就提高了，”陈德立说。
但是常常在放学回家路上，陈德立会看到另一种奇怪现象：稻田里许多鱼死了，漂在水面上。
“[我]感到很奇怪，化肥是有毒的吗？当时也没人知道，就知道肯定对鱼是不好的。”
1978年陈德立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土壤专业，四年后又考到中科院，师从土壤农业化学家朱兆良院士，直到那时他才解开了小时候心中的谜题，原来稻田里鱼之所以会死掉，是因为撒了尿素或碳酸氢铵后，水体PH会升高两个点，水变得对鱼有毒。
1985年，刚刚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完成硕士学习的陈德立，第一次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当时他是来堪培拉参加和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合作研究项目。1986年陈德立拿到墨尔本大学提供的博士奖学金，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
从1990年代开始，陈德立在澳大利亚农业科学界留下了踏实的足迹，先后担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植物工业实验科学家、墨尔本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国际事务副院长和墨尔本大学农业、食品和生态系统科学学院土壤和环境研究学科带头人。
经过数十载对化学氮肥的研究，陈德立意识到了一道难题，即氮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氮肥对粮食生产贡献卓著，世界一半人口能吃上粮食归功于氮肥的使用；另一方面，氮肥对环境有着非常大的杀伤力。
“过量使用化学氮肥导致了环境污染，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对水和空气的污染，”陈德立说。
他看到家乡清澈河流不再，河水受藻类污染无法直接饮用，甚至无法在河中游泳，直言氮肥对环境的破坏及对人类健康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带来的利益高十倍以上。
从2020年起，陈德立担任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智能肥料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研究员，领导着千万澳元的项目，旨在提高氮肥利用率，打造更高效、更绿色的农业。
“[节能]有星级指标，但农产品没有绿色指标，你不知道阿根廷的牛肉和澳大利亚的牛肉，哪个更绿色。”
陈德立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致力于建立国际性绿色农业指标，敦促政策改变，希望政府奖励更绿色的农产品、更绿色的农业措施，同时希望影响消费者，让超市推出的绿色农产品指标成为消费选择的参考。
“对于环境污染，要从源上阻止它，水一旦被污染，治理成本比从源上阻止它要高出一百倍到一千倍，”陈德立教授说。
陈德立和中国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合作，包括中科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上海交大等。他指出，过去几年澳中关系严重滑坡，对科学研究产生各种负面影响，政界和媒体界都可以有所作为。
“科学合作是不可少的，如果用政治来阻碍影响澳大利亚跟中国科研合作，是很不明智的。
“宏观讲，我们当然希望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更好，”陈德立说，“在[中国]国内我也是一个敢言的人。中国要更开放。”
陈德立表示，从2016年起他担任中心主任的澳大利亚-中国可持续粮食生产和环境质量健康土壤联合研究项目，过去三五年再没有启动。
“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在新政府[领导]下可以尽快启动，”陈德立表示。
2009年，陈德立成为墨尔本大学首位中国大陆出生的正教授。2018年，他成为当选墨大雷德蒙·巴里杰出教授的第一位华人。
从30多年前的墨大奖学金获得者到如今每年捐款回馈母校的慈善教授，陈德立为莘莘学子们树立了榜样，迄今为止他培养了40名博士生、20多个博士后或研究员，分布在中国、澳大利亚、丹麦、德国。
“很多都是教授了，”陈德立笑道。
对于今年获颁官佐勋章，陈德立表示非常意外。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一个中国人能被选上，说明澳大利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尽管我和中国合作很多，但他们还是认可了我……这让我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还是有信心的。”
李林迪：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半生风云
新州艺术家李林迪身为雕塑家和画家对当代视觉艺术的杰出贡献以及通过领导角色对艺术管理的杰出服务，获颁澳大利亚官佐勋章（AO）。
李林迪（Lindy Lee）于1950年代出生于布里斯班。父母是中国移民，周日常常带全家去布里斯班的华人俱乐部吃晚餐，过年会给她和妹妹包红包，带她们去道教寺庙焚香迎新年。
“我的父母希望我在家能为华人身份自豪，但却不鼓励我们说中文，因为诸如白澳政策这样的事情。
“我们那一代人很多都没有学说粤语等，因为父母觉得我们最好只学英语，”李林迪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但是李林迪表示，自己从三岁开始就对艺术情有独钟。
“我记得当时趴在家里阳台上画画，一束阳光照进房间，我看见灰尘在光线里跳舞，我记得当时非常渴望可以画下那个画面，”她回忆说。
半个世纪后，李林迪终于将这个瞬间做出了作品。她在上海和阿德莱德展出的《星的一生》（the Life of Stars）和在澳大利亚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星光灰烬的秘密世界》（Secret World of a Starlight Ember）都源自她孩童时代被打开艺术憧憬的那个瞬间的定格。
“艺术创作是不断地扣问你在世界上的存在，李林迪说，而自己虽然在澳大利亚出生，但却常常感觉像个局外人。
上小学时，李林迪是学校里唯一的华人学生，这种隔阂感对她影响很大。她认为，在当时政府的白澳政策下，作为华人感觉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所以她最初的作品都是在“宣示自己归属西方不是东方”。
“我压抑自己的华人身份，因为承认自己是华人太过痛苦，”李林迪说。
“但我发现，我越是抑制自己的华人身份，它就越强力地回击我。”
经过数十年的痛苦寻找，李林迪说，她在身份和归属问题上终于从西方认同转向东方身份，才达到今时今日的自洽。
她开始侧重华人身份的艺术表达，首先从家族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开始，翻寻老照片。然后她又对佛教道教产生了兴趣，慢慢在禅宗哲理中找到了慰籍。
“1946年，我的父亲先抵达澳大利亚。要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必须将母亲和两个儿子留在中国，”李林迪说。
她认为自己最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就是基于一张家族老照片的《无缝墓》（the Seamless Tomb）。
“那是一张有孕在身的母亲和父亲、哥哥以及妈妈的姐妹的合影。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父亲就要登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八年后父母才重逢。母亲来了澳大利亚，我出生了，妹妹也出生了。”
这不仅是李林迪一家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时代缩影下中国移民的故事。
“这是我觉得这项奖对我来说的意义。很高兴得到认可，但这种认可的背景是中国移民的故事。
“我想我得到这个奖是因为，我是参与并目睹澳大利亚现代文化变迁的一代人，这种变迁接受了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是真正多元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李林迪说。
2019年，悉尼艺术家托尼·科斯塔（Tony Costa）以李林迪为人物的肖像画获得了澳大利亚享有盛誉的阿奇博德大奖（Archibald Prize）。这是该奖项98年历史上首次有以亚裔澳大利亚人为主角的肖像画夺冠。
不仅是李林迪的艺术作品，还有她的身份，都在澳大利亚艺术圈找到了归属。她先后担任悉尼艺术学院导师、艺术视觉艺术中心董事会成员、澳大利亚摄影中心董事会成员、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董事、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研究员等多个职务。
李林迪表示，自己在一些博物馆做展览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亚裔艺术学生会走上前来，眼含热泪地告诉她，这也是她们的故事，感到她们受到了鼓励会继续艺术创作并力争成为艺术家。
“能成为别人的榜样是重要的，因为我成长过程中，就没有亚裔女性艺术家的榜样，”李林迪笑着说，“如果当时我周围有这样的榜样，可能我会少些艰难。”
彭广明：让志愿服务精神代代相传
新南威尔士州退休公务员彭广明凭借对社区的卓越服务获颁澳大利亚勋位勋章（OAM）。
1960年代，16岁的彭广明（Anthony Kwong Ming Pang）从新加坡到澳大利亚求学，很快就展现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兴趣。他加入了邻里守望组织，监督当时在建的悉尼到纽卡斯尔的高速公路项目，致力于减少交通环境产生的噪音对邻里的影响。
“卡车开过时噪音很大，我加入了这个组织测试噪音，后来他们在道路两旁设立了围墙，降低了噪音，”彭广明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1980年代，因为警方在一宗事件中对闹事的青少年团体仅起诉了亚裔成员未起诉欧裔成员，彭广明加入了反对种族主义的社区组织澳华论坛（Chinese Australian Forum）。
“他们都是中学生，为什么你[警方]只起诉一方还不起诉另一方？所以我们举行示威抗议，到警局同他们沟通，写信给当地议员，”彭广明说。
彭广明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开始了数十载的和警方与司法部的交集。他先后担任了新南威尔士律师协会职业委员会委员、多元文化新州社区关系委员会专员、新州司法部多元文化委员会委员、新州警察局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身为华人的彭广明表示，自己从新加坡来澳大利亚后，对社会上的种族主义感到震惊，同时他也深切感到有限的英语能力对生计的影响，于是他努力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多和本地人交流，向他们学习英语。
“我是澳大利亚人，”彭广明说，“但仍然被当作外国人对待。”
为了帮助其他华人，彭广明又加入了华人服务社和库林盖议会华人支持小组，帮助华人移民定居并融入澳大利亚社会。
除了志愿活动，彭广明还是一位会计师，并在新州政府多个部门担任公务员长达25年。
“这个国家对我很好，给了我工作，我在这里结婚，我也要为澳大利亚社会做贡献，这是我为什么服务社区的原因，”彭广明说。
彭广明谈到心中的榜样是自己的父亲，称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父亲常常照顾刚来的同乡。明明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但到了新加坡，父亲却非常照顾这些同乡，接他们到家里同吃同住，一住就是好几年，直到他们找到工作。
“他是那么的慷慨，那么的照顾人，”彭广明说。
在志愿服务社区30多年后，彭广明获颁澳大利亚勋位勋章。他表示这一表彰出乎意料，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志愿服务精神代代相传。
他表示，几年前印尼海啸时，儿子飞赴印尼出力帮助灾区重建，这让彭广明在采访中谈起时十分自豪。
他表示，他曾待着十几岁的孩子们前往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参加澳新军团日一战百年纪念活动，希望他们通过亲身体验牢记澳大利亚青年在战争中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