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升（Lin Jong）的澳式足球联赛（AFL）职业生涯中，球迷们有时会误以为他是第一位在顶级联赛中打球的华裔澳大利亚人。
其实，这项赛事在一个世纪多以前就已经有了华人的身影。
“这恰恰说明了[这段历史]是多么的不为人知，”杨升说。
杨升拥有东帝汶华裔和台湾血统，他曾在2012至2021年间效力于AFL西部斗牛犬队（Western Bulldogs）。
但是在他之前，许多的澳大利亚华人就已经活跃在全国各级别的澳式足球赛事当中。
体育、历史和文化作家帕特里克·斯金（Patrick Skene）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RN的《Saturday Extra》节目中说，这是澳式足球不为人知的“伟大篇章”。
淘金热与足球热
19世纪50年代初，澳大利亚掀起了一系列淘金热，大量海外人士涌入澳大利亚，希望在这里发财致富，其中包括数万中国人。
维多利亚州金矿区的周围逐渐形成蓬勃发展的华人社区。一些新的定居者成为了一项新兴运动——澳式足球最初的爱好者。
斯金先生说，这些社区被称为“天子”（the celestials），这个词“源自中国人认为皇帝是天选之子的概念”。
据记载，1882年，亨利·詹姆斯·秦杰（Henry James Chin Kit）在本迪戈的足球联赛中为铁树皮队（Ironbark）效力，他被认为是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华裔澳式足球运动员。
十年后（1892 年），维多利亚州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于是，巴拉瑞特的华人社区举办了一场澳式足球比赛，为慈善事业筹集资金。
这座城市的华人矿工队和华人菜农队展开对垒。
《天子足球》（Celestial Footy）一书的作者斯金说：“[这场比赛]打破了人们对这些城镇中的华人的很多成见，[比如]他们独来独往，他们没有公民自豪感，他们不参与比赛。”
“然而在这场比赛上，我们看到45名华人球员在5000多名球迷面前......他们希望参与进来，帮助筹集善款。”
最终，菜农队以25比17的比分获胜。
这场比赛之后的五年里，维多利亚州各地举行了多场“天子足球”比赛。
而就在华人社区日渐成为澳式足球中的一股力量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革改变了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他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斯金先生说。
20世纪：“白澳政策”带来重挫
1901年，随着联邦成立，澳大利亚通过了《移民限制法》，为白澳政策奠下基础。
华人社区几十年来一直遭受的种族歧视被写入了法律。
尽管如此，华裔澳大利亚人仍继续参与澳式足球的比赛。
“20世纪，华裔澳大利亚人几乎没有参与过其他国家的体育运动。但在我的记录中，有数百人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澳式足球运动，”斯金先生说。
1908年，卡尔顿队的瓦利·库切（Wally Koochew）成为维多利亚州足球联赛（VFL）第一位有记录的华裔球员，乔治·坦辛（George Tansing）在几周后也加入了吉朗队。
但是，当库切入选该队时，一名卡尔顿队员退出了，并称“让一名中国人入选，是卡尔顿队对白澳政策的致命一击”。
但这样的种族主义态度并没有阻止莱斯·邱·明（Les Kew Ming）这样的球员。
明是一战英雄，曾效力于北墨尔本队。1928年，他因一脚将球开出67米远而被评为“陆地上踢球距离最远的球员”，随后他又踢出一脚66米的落叶球。
此外，还有南墨尔本的伊恩·钱恩（Ian Chinn）和杰克·温海姆（Jack Wunhym），后者曾是Footscray和Yarraville队的球员，是第一位领导VFL或 VFA（维多利亚州足球协会）俱乐部的华裔球员。
斯金说，上世纪初，在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有几支全华人球队参加了不同的联赛。
“这里曾是华人社区聚会的好地方。他们来到这里，会看到华裔澳大利亚人在玩澳式足球，”他说。
“[参赛队]表现非常出色。就已公布记录而言，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水平。”
20世纪30年代，这些球队合并为一支由澳大利亚华裔社交俱乐部“华裔青年联盟”（Young Chinese）组织的球队，这支球队一直运营到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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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种族隔离”
华人参与澳式足球的历史并不局限于这项运动的发源地维多利亚州。
例如，达尔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因此，当澳式足球传入北领地时，华人社区在这项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金引用了1927年发生的一个“被遗忘”的故事，当时达尔文的白人澳式足球俱乐部组建了一个新的联赛，将原住民球员排除在外。
这项新的“仅限白人参加”的比赛被称为北澳足球联赛（North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斯金称其为“体育种族隔离（sporting apartheid）”。
为了声援原住民球员，达尔文的华人社区帮助资助了一项名为“达尔文足球联赛（Darwin Football League）的独立比赛。他们也参加了比赛，达尔文华人足球联赛（Darwin Chinese Soccer League）的数十名球员加盟了这个新的赛事。
“这个亚裔—原住民联赛太令人兴奋了......它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最终他们迫使白人球队妥协了。”
斯金说，他的研究表明，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激烈的种族主义始终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因素。
“明知会受到一些种族辱骂，但他们仍然走上球场......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尤其是在当时。这说明他们是多么热爱这项运动。”
杨升的故事
随着20世纪带来的进步，一些华人球员的职业生涯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莱斯·方（Les Fong）曾在西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WAFL）的西珀斯队（West Perth）效力。
但是，华裔澳大利亚人社区的发展并没有在顶级AFL赛事中得到体现。
杨升记得，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与他背景相同的人参加比赛。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在寻找和自己有着同样背景的球员。但我从未真正拥有过这样的机会，”他说。
杨升说他在大三的时候遇到了特别严重的种族歧视。
“那是相当可怕的。当你还是个青少年时，你无法真正处理这些事情。我只是一笑置之......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很糟糕，真的很伤人。”
十多年来，杨升在斗牛犬队打了65场比赛，职业生涯的辉煌战绩包括在2016年VFL总决赛中获得诺姆·高斯最佳外线奖章（Norm Goss Medal for best afield）。
他说，这项运动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具包容性，这在球场内外都产生了影响。
“[对于]那些认为关注或观看AFL比赛存在某种障碍的人，[我想说]AFL早已不再是澳大利亚白人的专利了。”
ABC全国广播网联系了AFL，询问如今澳大利亚华人在联赛中的代表性的情况，但没有得到答复。
但是，每年都有更多华裔球员在AFL球场上崭露头角。
布伦登（Brendon）和卡伦·阿慈（Callum Ah Chee）兄弟拥有原住民和华人血统，卡伦曾代表布里斯班狮队在今年的AFL总决赛中对阵科林伍德队。
贝利·班菲尔德（Bailey Banfield）的母亲有华人血统，自2018年以来，他已为弗里曼特尔队出战75场比赛。
澳式足球女子联赛（AFLW）的多样性
有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人也在澳式足球女子联赛（AFLW）中大显身手。
苏菲·李（Sophie Li）曾在2019年随阿德莱德队夺得AFLW联赛首冠。
现役球星达西·维西奥（Darcy Vescio）是拥有中国和意大利血统的卡尔顿队球员。维西奥密切参与了斯金的这本书，包括撰写前言和封面设计。
“这确实让我感到惊讶......长期以来，华人社区在澳大利亚规则比赛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达西说。
维西奥被斯金称为“卡尔顿队的广东-卡拉布里亚全明星”，是第一位职业生涯进球达到50个的AFLW球员，也是两届AFLW最佳射手。
维西奥说，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应该了解澳式橄榄球的这一“不为人知的篇章”。
“[这是]一场由许多个人故事和社区汇聚而成的项目，”维西奥说。